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第十四個五年規(guī)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指出，“十四五”期間要努力實現“社會治理特別是基層治理水平明顯提高”的目標，這是新時代新發(fā)展階段我國社會治理的科學指引，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總攬全局作出的重要部署，我們要深入學習領會、認真貫徹落實。

基層治理的重要性及面臨的新形勢新要求

基層治理，是指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主要在農村鄉(xiāng)鎮(zhèn)、村和城市街道、社區(qū)層面，各類社會主體共同開展，服務基層大眾、協調基層社會關系、化解基層社會矛盾、維護基層社會穩(wěn)定的制度及其運作實踐的總稱。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為鞏固基層組織、加強基層管理、創(chuàng)新基層治理，出臺了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推出了一系列重大舉措，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黨中央更加強調和重視基層治理。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建議》部署的“加強和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任務中，絕大多數都與基層治理有關。黨中央之所以高度重視基層治理，邏輯機理主要在三方面。

第一，基層社會是我國人民群眾生活休憩的家園，基層治理是我們黨長期執(zhí)政的最堅實力量支撐。我國14億多人口中的絕大多數分布在城鄉(xiāng)社區(qū)、機關單位、廠礦企業(yè)、學校醫(yī)院、社會組織以及家庭等地方。只有花大力氣、與時俱進地把社區(qū)、鄉(xiāng)村、企業(yè)、學校、單位、家庭等最基層的工作做好，把億萬人口有效整合起來、組織起來，才能持續(xù)形成人民群眾緊密團結在黨的周圍、沿著黨開辟的道路不斷前進的政治局面，才能持續(xù)形成為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而團結奮斗的強大力量。歷史證明，只要我們黨時刻團結和緊密聯系群眾，億萬人民群眾始終同我們黨站在一起，我們黨就有了執(zhí)政的最大底氣，就有了“任憑風浪起，穩(wěn)坐釣魚船”的定力，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基層治理這種聯系群眾的廣泛性、組織群眾的基礎性優(yōu)勢，是其他層級治理所不具備的。

第二，基層社會是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和民生領域突出矛盾和問題的匯集地，基層治理也是彰顯為人民服務宗旨、化解各種矛盾糾紛的最直接、最及時的平臺。人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樂業(yè)等需求一般都是通過基層的服務設施或渠道實現的，無論是滿足普通群眾更好教育、更穩(wěn)定工作、更滿意收入、更可靠社會保障、更高水平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更舒適居住條件、更優(yōu)美環(huán)境、更豐富精神文化生活，還是解決老年人、殘疾人、流動人口、下崗失業(yè)人口等特殊人群的需求，都離不開基層社會作用的充分發(fā)揮。不僅如此，我國快速發(fā)展和變革中的各種社會矛盾糾紛，也都首先出現在基層，要真正做到不讓小問題拖大、大問題拖炸，就應當在基層社會及時化解，這就是以“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xiāng)、難題不上交”為特征的“楓橋經驗”之所以歷久彌新的魅力所在?；鶎又卫磉@種服務民生的直接性、化解矛盾的及時性優(yōu)勢，也是其他層級治理所不具備的。

第三，基層社會是落實黨和國家各項方針政策的“最后一公里”，基層治理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礎性工作。俗話說，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基層治理有力有序有效，就能助推黨和國家各項政策在基層的落實，就能用一根根“針”穿起千萬條“線”，繡出“中國之治”的錦繡畫卷，否則，再好的政策都要打折扣?；鶎又卫磉@種政策兌現的橋梁性、政策成效的兜底性特點，同樣是其他層級治理所不具有的?？傊?，新時代新發(fā)展階段，絕大多數人群匯集在基層社會，越來越多的矛盾匯聚在基層社會，基層治理關乎黨的執(zhí)政基礎的鞏固和群眾基礎的擴大，關乎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利益的實現，關乎經濟行穩(wěn)致遠、社會安定和諧。正如習近平總書記2020年7月在吉林視察工作時指出的那樣，一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體現在基層。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只有不斷夯實基層治理這個根基，才能真正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

當前，我國城鄉(xiāng)社會結構已經并將繼續(xù)發(fā)生深刻變化。以農村為例，由于財產制度、勞動就業(yè)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均已發(fā)生了深刻變化，農民不再像過去那樣是一個享有同等身份地位、經濟地位的群體和階級，而是在占有生產資料、擁有財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出現了很大差別。農村居民中出現了包括農民工人、農民雇工、個體工商戶、技能服務者、私營業(yè)主、企業(yè)管理者、農村干部等不同階層，而且許多人還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業(yè)、不同地域之間頻繁流動。城市社會結構的變化程度比農村更高，特別是近十年來由于互聯網、高速鐵路的迅猛發(fā)展，改變了城市居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時間和空間觀念，現在很多城市居民生活和工作在新經濟組織、社會組織以及社區(qū)里，生活和工作在網絡空間里、“北漂”“蟻族”群里，生活和工作在自由職業(yè)者、網絡意見領袖、網絡作家、簽約作家、自由撰稿人、獨立演員歌手、流浪藝人等新興群體里。一大批新型網絡工作崗位，如個體的、形式多樣的網絡直播、網店經營、網上代購、短視頻制作、“慕課”、網約車等從業(yè)人員迅猛增加。隨著我國服務業(yè)凈產值在GDP中的比重從2015年開始超過50%和常住人口城鎮(zhèn)化率從2019年開始超過60%，我國社會階層結構和職業(yè)結構又發(fā)生了較大變化，白領（服務業(yè)從業(yè)人員）比例大幅度增加，并大大超過了藍領（工業(yè)從業(yè)人員）。

“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我國將進入新發(fā)展階段。新型工業(yè)化、信息化、城鎮(zhèn)化、農業(yè)現代化深入推進，都對基層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首先是在靠“誰”來治理方面，對基層黨組織如何更好發(fā)揮領導作用、密切聯系群眾，把廣大基層群眾組織起來、動員起來、凝聚起來，充分激發(fā)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chuàng)造性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其次是在治理“什么”方面，對貫徹落實黨的民生政策，通過精細化服務實現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向往、化解社會矛盾、不斷增強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上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最后是在“怎么治理”方面，面對信息化、智能化蓬勃發(fā)展的大趨勢，對以現代信息技術的思維和方法全面重構基層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對這些新情況新挑戰(zhàn)，都需要按照《建議》提出的“著力固根基、揚優(yōu)勢、補短板、強弱項”的要求，用加強和創(chuàng)新的辦法來求解，都需要社會治理特別是基層治理水平在已有基礎上有一個明顯提高。正如習近平總書記2020年9月17日在基層代表座談會上講話中要求的那樣：“‘十四五’時期，要在加強基層基礎工作、提高基層治理能力上下更大功夫?！?/SPAN>

處理好基層治理的若干關系 不斷提高基層治理的實效

新時代新發(fā)展階段，提高基層治理水平是一項系統工程，必須按照《建議》關于“堅持系統觀念”的要求，科學把握好基層治理實踐中的若干關系，推動基層治理水平穩(wěn)步提高，做到治理效果實在實際。

一是基層黨組織與其他主體的關系。實踐證明，離開了基層黨組織的領導，基層治理不僅容易走偏方向、誤入歧途，還會因為缺乏黨組織的領導作用，難以把其他主體的作用有效地凝聚起來；而如果沒有其他主體的積極性，不僅基層社會活力不夠，而且治理力量也顯得很不足。因此，既要防止出現有關基層主體脫離基層黨組織領導導致基層社會凝聚力不強的問題，也要防止出現調動有關主體積極性不夠、社會參與力量不足的問題，這是提高新時代新發(fā)展階段基層治理水平過程中需要始終把握好的一對影響重大的關系。

只有通過把基層黨組織建設好，全面提高基層黨組織凝聚力、吸引力、戰(zhàn)斗力，全面增強基層黨組織政治功能和組織力，把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宣傳黨的主張、貫徹黨的決定、領導基層治理、團結動員群眾、推動改革發(fā)展的堅強戰(zhàn)斗堡壘，并在基層黨組織領導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體系，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辦事有機統一于基層治理實踐之中，基層治理這篇大文章才能做得精彩、治理效能才會明顯。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有過許多精辟論述，比如，“要加強黨的領導，推動黨組織向最基層延伸，健全黨組織工作體系，為城鄉(xiāng)社區(qū)治理提供堅強保證”“要把加強基層黨組織的建設、鞏固黨的執(zhí)政基礎作為貫穿社會治理和基層建設的一條紅線，深入拓展區(qū)域化黨建”“要高度關注基層政權組織、經濟組織、自治組織、群團組織、社會組織發(fā)展變化的特點，加強指導和管理，使各類基層組織按需設置、按職履職、有人辦事、有章理事，既種好自留地、管好責任田，又唱好群英會、打好合力牌”，等等。對此我們要很好地學習領會和貫徹落實。

二是民生保障與基層治理的關系。在基層，衣食住行、教育、醫(yī)療、社保等民生保障，雖然與基層治理分工于不同的機構、由不同的人員去開展，但需要統籌考慮、整體設計、一體化推進，絕不能搞成“兩張皮”。如果在涉及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上，具體做民生保障的同志工作麻痹大意、不按公平公正公開原則辦事，不僅保障和改善民生目的難以達到，還會引發(fā)一系列基層社會矛盾，給基層治理帶來難題；而如果具體從事基層治理工作的同志，不認真學習掌握黨和國家民生領域的各項政策，不注意搞清每一民生領域矛盾的源頭、問題的癥結以及科學合理的解決辦法，而是盲目地就治理論治理，不僅難以化解矛盾，甚至事與愿違、越治越亂。實踐表明，真正做到凡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事項都充分聽取群眾意見、同群眾協商、把群眾合理合法的利益訴求解決好，是統籌做好民生保障和基層治理的有效辦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市民是城市建設、城市發(fā)展的主體。要尊重市民對城市發(fā)展的知情權、參與權、監(jiān)督權，鼓勵企業(yè)和市民通過各種方式參與城市建設、管理”“只有讓全體市民共同參與，從房前屋后實事做起，從身邊小事做起，把市民和政府的關系從‘你和我’變成‘我們’，從‘要我做’變成‘一起做’，才能真正實現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

三是面對面做群眾工作與發(fā)揮互聯網等新技術的關系?，F在以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qū)塊鏈、量子通信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正加速推進，給經濟社會發(fā)展帶來了深刻變革，基層治理工作比過去方便多了、也快捷多了，有的同志認為現在只要“上上網、動動手指、抖抖音”就夠了，面對面做群眾工作已經可有可無了。這樣的想法、說法和做法都是偏頗的。如果看不到互聯網等現代信息技術的巨大作用當然是不正確的，正因如此，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建議》特別強調要“加強數字社會、數字政府建設，提升公共服務、社會治理等數字化、智能化水平”“提升全民數字技能，實現信息服務全覆蓋”“提升大數據等現代技術手段輔助治理能力”“構建網格化管理、精細化服務、信息化支撐、開放共享的基層管理服務平臺”，等等。

同樣的，如果以為有了現代信息技術，就不必再面對面去做群眾工作的想法和做法也是不對的。有的基層群眾說，他們那個地方雖然高速公路、高速鐵路都通了，但干部與群眾心里的距離卻拉遠了；通過互聯網、手機的聯系多了，但干部同群眾面對面的感情溝通卻少了，少數干部甚至不會同群眾說話，在群眾面前處于失語狀態(tài)。個別地方由于過度追求網上辦理，忽視群眾文化程度差異，尤其是老年群體、殘疾人的特殊性，以致部分群眾只能“望網興嘆”。這些“只見物不見人”“唯數據說話”的觀念和行為，顯然顛倒了目的與手段的關系。要通過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切實糾正這種片面性，既要重視現代信息技術在基層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又要善于面對面地做好群眾工作，堅持“智治為人”，讓“智治”同自治、法治、德治一樣充滿“溫度”，而不跑偏、不變味。